申老师首先以当前中国大陆存在的一些由公共决策不当引发的群体性事件解释分析开始，指出，对各种群体性事件的解释虽然可视为是公民社会的成熟或维权意识的增长的结果，但更根本的则是公共交往体系的匮乏和不健全所致。比如部分公共决策根本不存在公共交往，而关于重大项目决策的行政听证会虽然看似存在公共交往，但往往徒具形式。为此，构建公共交往体系从现实层面来看，对公共管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时，公共交往体系与公共决策体系、公共服务体系可构成公共管理中的三个重要关节点，学界对后两个体系研究已经较为成熟，对公共交往体系研究尚属初级探索阶段。申老师就此指出，对公共交往体系的研究在未来很可能成为公共管理学科研究重点。

如何或运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对公共交往体系展开研究呢？申老师指出，可依据政治学学科理论与方法，从三个角度来研究公共交往体系，一是理论层面的，如交往行为理论的研究；二是经验层面，这主要是一些对策研究；三是建立诊断性的评估体系或模型，以结构性指标、分析性的数据来测量、判断、甚或预测公共交往现状、问题和发展方向，如世界经济论坛构建的用来评价各个国家竞争力的指标体系。理论研究是机理性研究，主要探讨公共交往的结构（形式）、功能、条件（环境）等，这种机理性的研究时后续研究，特别是公共交往指标体系构建的前提和基础。

对公共交往体系的理论研究，申老师指出，首先要确定公共交往的内涵和边界，而一个妥当的研究切入点，便是从“公共领域”入手来研究公共交往体系。从学界的研究状况来看，对公共领域的研究大体有三类，一类是主题上看似与公共领域或交往有关，实际上却流于形式，过于肤浅；另一类是关于大众传媒和网络交往的经验研究；还有一类是关于公共领域理论的专题研究。

如果从对公共领域的研究着手，则先需厘清阿伦特、哈贝马斯关于公共领域的理论体系。阿伦特从古希腊城邦政治中发现了不同于社会契约论者关于政府（公权力）起源的构想，她指出，社会契约论者关于政府（公权力）起源强调个体关于自有的“暴力权的让渡”，而希腊城邦政治则是基于自由民平等、无暴力的论辩。为此，在阿伦特看来，公共领域中的主体必须是自由、平等、无暴力的对话辩论。哈贝马斯在阿伦特的基础上，系统而历史的考察和分析了西方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起源、形成及其转型问题。按照哈贝马斯的说法，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最先在文学领域形成，它主要通过文化市场将资产阶级和贵族官僚联系起来，但文学共领域最终因为消费娱乐倾向而瓦解；后来形成了沟通市民社会和国家的政治公共领域，但其随后也消失了，因为公共权力领域（国家）和私人领域（市民社会）直接沟通，从而出现了国家的社会化和社会的国家化，即国家开始侵入私人领域，社会也开始承担国家一部分职能，从而最终出现了如哈贝马斯所说的“生活世界的殖民化”。为此哈贝马斯提出要重建公共领域，这种重建的理论基点就是他所创设的交往行为理论，制度支撑便是他倡导的商议政治或协商民主。公共领域的重建意在遏制经济系统、行政系统的霸权和独白，平衡资本、权力和团结这三种资源。

基于上述论述，申老师指出，公共交往研究对象应是公共事务中的交往行为，而私人事务中的策略行为和交往行为，以及公共事务中的策略行为与此形成对比。

同时，申老师论述了学界对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主要批评，如批评交往理论太过理想化，在现实中难以建制化，但这种批评却忽视了规范研究的意义与目的与实证研究具有较大差别。实证研究首先是构筑一个理想的理论模型，进行机理阐释，然后为了做到对现实的解释，就不断地对模型进行修正。规范研究时通过描述现实与规范选择之间的差距，调整制约条件，使得现实接近规范要求。

按照哈贝马斯的说法，非正式公共领域存在三类交往人群，即代表市民社会的“本土行动者”、受益行动者、媒体从业人员，只有“本土行动者”能够做到自我指涉、自我超越，从而能够避免后两者的策略行为和被商业化的趋向。申老师据此，将这些群体在细分为无建制化的读者群和发帖群，准建制化的代言者群，建制化的志愿者群和学者群，他们通过媒体、网络、论坛、公共行为等形成公共舆论，公共舆论对选举政治产生影响，促使其产生进行立法分析和辩论的代议代表和可从事公共听证、公民陪审以及行政听证的公众代表，公共舆论同时对立法分析、公共听证、公民陪审、行政听证等产生直接影响。